[转帖]那三国不是这三国

匿名 64.1.215.x

那三国不是这三国

王晓平

　　头回刚到日本那会儿，在西服革履的人流中，蓦然瞥见身着艳丽和服、呱嗒着木屐颠着碎步小跑的妇人，一下子就觉得历史倒流了，生出一种“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的感觉。大概是不便以服饰辨古今的缘故，在日本没听过“古装戏”的说法。文学、演剧、电影，取材于江户时代及其以前的、特别是武将征战的作品，总称为“时代物”，而取材于中国历史的，也和写古代日本的作品一样，在书店里一律放在“时代小说”名下出售。其中不难找到以《三国志演义》为基础创作的“三国物”。

　　最早的“三国物”要数江户时代元禄三年（即公元1689，清康熙28年）开始刊行的《通俗三国志》。署名“湖南文山”。这很可能是天龙寺僧人义辙、月堂兄弟根据《三国志演义》编译的。这部多达51册的书一上市，便大得町人欢喜，由此引出一系列以中国史书与演义为依据编写的“中国军谈”的流行。到了近代，文学家更喜欢借三国故事，写日人情怀。其中两部最有名的作品，都与中日战争分不开。一部是抒情长诗《星落秋风五丈原》，一部是长篇小说《三国志》。

　　《星落秋风五丈原》作于甲午战争之后不久，作者是当时与岛崎藤村齐名的诗人土井晚翠（1871－1951）。长诗长达350行，抓住五丈原诸葛亮病笃的场景，回顾他鞠躬尽瘁的一生。然而，土井讴歌的诸葛亮，不过是“诚”的化身，而“诚”的核心，便是对后主刘禅的愚忠。诗人自己曾说：“孔明对三国时代愚昧的蜀后主采取了尽忠节的态度，他确是千岁纯粹的人。后主长着沙丁鱼的脑袋，但后主本来是贤是愚，并不放在孔明眼里，他是把后主作为蜀汉的代表者、蜀汉权威的标志而尊敬他的。对采取这种态度的孔明，怎样赞颂也是不充分的。”他还引用晚年公开拥护德国军国主义的英国诗人卡莱尔（1795－1881）的《衣裳哲学》（汉译为《旧衣新裁》）的话“破破烂烂的队旗，卖破烂不值一文钱，而为了它全队拼死作战”，来证明后主作为战争标志“力量之大”。这首诗出来，马上流行开来，甚至还被谱曲广为传唱。今天的日本文学史，还评价它“体现了日清战争（即中日甲午战争）后的时代精神，鼓舞士气”。那时日本正为未能把垂涎已久的我国辽东半岛据为己有而窝火，朝野上下憋着劲儿要“卧薪尝胆”，《星落秋风五丈原》歌颂诸葛亮精神不死、“梦幻之后／只有‘诚’永不消亡／鞠躬尽瘁／成否听凭上苍”，

　　这里的“诚”与武士道的绝对忠诚没有什么两样。诗中体现的“时代精神”，便是蓄积怒火，“富国强兵”，俟机再战。诸葛亮在天之灵，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和大日本主义的“时代精神”搭上界。

　　长篇小说《三国志》则是大众小说家吉川英治（1892－1962）在侵华战争期间的作品。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，吉川便作为每日新闻社特派员赶到中国，第二年又来参战攻打南京汉口，1939年到1943年在报上连载《三国志》。他依据的主要是博文馆出版的《校订通俗三国志》，也融入了少年时代入迷地读过的久保天随《演义三国志》的印象。今天的日本评论家说它是“古代中国反复展开的英雄豪杰的斗争与民族画卷”，认为它是“中国历史的小说化”，“它既写出了乱世豪杰的刚强，也写出了民众的悲哀”，是“史实与虚构交织的吉川调的长篇巨著”。然则，在他将对大陆风貌、历史与中国人的观察，注入到作品中时，很自然受到了他的中日战争观的左右。他从中国发向日本的战地通讯中曾说过：“翻江倒海的煽动、唆使的暴风骤雨，一旦注入到这种特有的民情当中，他们（指中国人）便立刻变为迷失方向的混浊的河水，泛滥于万里原野，它汹涌奔腾，狂泄不止。”这里所说的“翻江倒海的煽动、唆使的暴风骤雨”，不是指别的，正是指中国的抗日宣传与救国运动。他还说过“《三国志》中活跃的登场人物，现正活在中国的五湖四海”，显然是将日本的侵略战争同中华民族内部的三国纷争混为一谈。被认为是作品中“

　　最叫绝的话”，是庞统劝谏刘备不可顾忌礼法而拖延入蜀时所说的“今日你避不入蜀，明日或为他人夺之”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侵略中国的逻辑：与其让英美占领中国，不如日本先将其收入囊中。

　　日本作家写自家“时代精神”，何必要借三国风云？读一读日本学者分析《三国志演义》流行日本的原因，答案庶几近之。他们说《三国志演义》描写三国时代曹、刘、孙争雄征战的区域，几倍于日本的国土；豪俊并起，猛士如云，这是日本军事故事望尘莫及的。而书中展现的给日本人以“奇想天外”之感的权谋术数，令读者心惊胆寒。描写的方法又多夸张之笔，写来笔墨纵横而又融贯缜密，其战况之壮快雄大，读者不能不为之“血涌肉跃”，拍案三叹。文学评论家草森绅一认为吉川《三国志》成功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作品把舞台放在中国，规模恢宏，空间巨大。江户时代读本作家曲亭马琴将《水浒传》改写成日本故事，那是将大戏放在小台子来唱，终